近年来，我国牛肉消费持续攀升，创下了历史新高。据美国农业部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牛肉消费量将达到惊人的117万吨，同比增长26%，有望超越其他国家，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牛肉消费国。这一趋势不仅凸显了中国人对牛肉的热爱与追求，也使得国内养殖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我国牛肉自产量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因此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稳居全球最大牛肉进口国的地位，主要从“南美三剑客”——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进口牛肉。这些国家拥有广阔的天然牧场，畜牧业发达，且规模化养殖使得其出口价格远低于国内水平。然而，这种价格差异对我国牛肉养殖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加之国内出栏量仍在增加，双重压力导致国内牛肉养殖业陷入困境，跌至十年来的最低点。牛肉问题不仅关乎一个农产品，更折射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复杂处境。低价牛肉让消费者受益，但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在保持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平衡方面的挑战。为了维持良好的经贸关系，我国在出口工业制品的同时，不得不进口大量农产品，这无疑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了严峻考验。

在贸易博弈的大背景下，如何保障国内农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一个需要从国际经济角度来审视的重大课题。“谷贱伤农”的问题再次浮现，而牛肉价格的崩塌无疑加剧了这一挑战。从9元起的鲜切牛肉到各种牛肉餐饮品类的兴起，消费者在享受低价牛肉的同时，也见证了原材料牛肉价格的一路下滑。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牛肉价格在短短一年内从78元/公斤降至85元/公斤，创下了五年来的新低。这意味着牛肉已经正式进入“30元时代”，尽管这是全国平均批发价，但在某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和菜市场，价格甚至更低。更令人担忧的是，活牛价格已经跌至每公斤23元左右，创下了近十年的新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在11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中，牛肉的同比降幅高达5%，成为降幅最大的品类。猪肉作为我国居民日常饮食中的主要肉食，其价格变动往往能引起广泛关注。相较之下，牛肉因长期高价而常被消费者持观望态度。回顾历史数据，牛肉价格自2005年起持续攀升，至2023年初已接近80元/公斤的高位。这一上涨趋势主要归因于居民食肉习惯的转变，牛肉消费量激增，而国内生产却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催生了长期的牛肉市场繁荣。

然而，自2023年开始，进口牛肉逐渐成为市场上的重要供应力量，对国内牛肉价格的定价权产生了显著影响。至2024年，进口牛肉规模已连续十一年实现增长。据海关统计，2013年至2023年间，我国牛肉进口量从4万吨激增至27万吨，年均增速高达4%。2024年1月至11月，中国牛肉进口量更是达到260万吨，同比增长3%。进口牛肉已成为我国牛肉市场的重要组成，约占市场总份额的30%，且其价格明显低于国内牛肉。令人瞩目的是，其进口规模仍在持续扩大。今年上半年，进口牛肉（冰鲜去骨）的批发均价仅为34元/公斤，这一价格优势对国内牛肉养殖业构成了实质性挑战。

与此同时，我国牛肉产量也呈现出大幅超预期的增长态势。2023年，我国牛肉产量达到753万吨，同比增长9%。今年1月至8月期间，牛肉出栏量同比增长4%，产量更是同比增长8%。然而，农业农村部的规划显示，未来五年（2021至2025年）年均增长目标仅为1%。这意味着，2023年的实际产出已超出至2025年的计划产量680万吨，高出11%，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牛肉价格的下行趋势。与此同时，鲜乳价格跌破盈亏平衡点，甚至出现“养牛不如杀牛”的困境，导致许多奶牛养殖户无奈淘汰奶牛，转而投入到肉牛补充的行列，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紧张的供需关系。在国内外产量激增与消费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下，牛肉价格崩塌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国际博弈

中国与海外国家的牛肉贸易历程充满曲折。在新世纪初的十年里，中国牛肉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因此并无进口需求。然而，自2012年起，中国牛肉自给率持续下滑，从21%降至2023年的73%，这迫使中国不得不开放牛肉市场。

然而，牛肉进口是一项高风险任务，因为海外牛肉常常面临疯牛病、口蹄疫、瘦肉精等问题的威胁。在世纪之交，中国曾发生过多起瘦肉精中毒事件，累计中毒人数上千，其中克伦特罗是主要罪魁祸首。因此，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基本禁止了牛肉进口，走私成为主要流入渠道。

2017年，中美贸易谈判后允许“美国牛肉输华”，结束了长达14年的封锁，标志着中国牛肉市场的开放。此后，中国又相继解除了对爱尔兰、荷兰、丹麦、英国、法国、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白俄罗斯等国的禁令，进口牛肉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到2019年时，中国牛肉进口量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目前，我国进口牛肉主要来源于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拥有广阔的天然牧场，规模化生产优势显著，从而在全球牛肉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以巴西为例，作为我国牛肉进口的最大来源国，其占比高达44%。今年6月，巴西出口到中国的牛肉到岸价格仅为82元/公斤，远低于同期国内牛肉价格。因此，众多烤肉店和西餐厅纷纷选择采购巴西牛肉。

然而，牛肉进口面临的风险始终存在。例如，美国是允许在畜牧业中使用瘦肉精的少数国家之一，尤其是莱克多巴胺的使用。这一化合物能抑制动物脂肪生成并促进瘦肉增长，但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我国自2002年起就已明令禁止在饲料中添加莱克多巴胺和盐酸克伦特罗等“瘦肉精”。由于中外养殖业和产品标准的差异，这引发了多次贸易摩擦。如2020年因违反检验检疫规定，我国暂停了澳大利亚4家牛肉出口商的资格；2021年又因英国爆发疯牛病疫情，禁止了英国30月龄以下剔骨牛肉的进口。

面对这些挑战，我国对牛肉进口采取了多元化策略，特别增加了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采购量。今年5月，巴西JBS公司因饲料中添加莱克多巴胺的痕迹而被我国禁止其美国工厂的牛肉进口。同时，我国又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俄罗斯牛肉进口，并解除对澳五家主要牛肉出口商的限制以及对哈萨克斯坦部分州口蹄疫的禁令。此外，还从巴基斯坦进口了首票熟牛肉，显示出我国在全球牛肉市场中的影响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牛肉买方，我国有能力和底气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最优选择。面对未来长期承压的牛肉价格，我国将继续坚持多元化采购策略，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供应和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在牛肉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国内养牛业却面临严峻挑战。据中国肉类协会估算，目前约有七成的中低端肉牛养殖场户深陷亏损困境。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出栏一头500公斤的肉牛，平均亏损额高达1062元，同比效益减少1275元。有研究显示，2022年时售出一头活牛尚可获利5000元左右，而到了2023年，由于出栏牛大多是在2021年价格高点购入，因此利润几乎所剩无几。

从市场供需角度看，牛肉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承压。一方面，国内2023年末肉牛存栏量高达10509万头，供应量庞大；另一方面，为保持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平衡，农产品进口仍将持续高位。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例，我国连续15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巴西也是我国第三大逆差来源国。近十年来，我国累计为巴西贡献了高达3万亿元的贸易逆差，年均贸易逆差达2688亿元。我国与巴西的贸易往来密切，主要涉及大豆、牛肉、玉米等农产品的进口，以及铁矿石、原油等基础工业材料的出口。同时，与阿根廷的贸易结构也颇为相似，但阿根廷对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今年前10个月，我国从阿根廷进口420亿元，出口520亿元，获得100亿元的贸易顺差。为了帮助这个南美国家，我国不仅给予其143项农工产品关税优惠，还与阿根廷续签了货币互换协议，助其稳定金融形势。

在双边贸易中，这些国家主要输出基础农产品和原材料，而我国则以汽车、锂电池、电子、机械等工业制品为主要出口产品。鉴于这种贸易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来从海外进口牛肉的总量很可能将继续增加。因此，国内养殖业企业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来应对这一挑战。

一方面，可以实施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将“养殖+屠宰+加工”环节联合起来，通过出海发展屠宰加工业或与国外屠宰厂合作，提升效率并实现盈利。另一方面，可以往高端化方向发展，利用高品质牛肉品类的市场稳定性，通过开发预制菜和牛肉零食来弥补前端亏损，同时降低成本。

回顾我国农业历史，牛一直被视为重要的生产力，受到各朝各代的重点保护。在民间，私自杀牛甚至被视为重罪。因此，与牛相关的养殖产业和饮食习惯的发育相对较为成熟和稳定。尽管面临当前的挑战，但国内养殖业企业仍有望通过创新和转型来破局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时过境迁，如今人们已摆脱农业时代的束缚，吃牛变得自由自在，中国的牛肉消费习惯也在迅速形成。目前，我国人均每年消费2公斤牛肉，即每人每日约消耗20克，这大约相当于4至5粒五香牛肉粒的重量。然而，这微不足道的几粒牛肉粒，却在全球经贸博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农产品成为他们与中国交易的关键筹码。即便是欧洲、北美及亚太地区的一些发达国家，面对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也难以提供更多非农产品的交换物。对中国而言，充分利用这一局面，不仅有助于维护自身利益，还能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但无疑，这对中国国内的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而言，并非喜讯，而是一种迫使其改革、升级的严峻挑战。